新媒体作为公民参政议政的一个公共平台，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党政干部必须会用且用好新媒体，才能更好地关注民生、顺应民意、保障民权。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如果我们党过不了互联网等新兴媒体这一关，可能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

党政干部新媒体认知态度和运用状况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方式，调查对象涵盖攀枝花市公检法、交通、卫生、城管等近40个市级部门和5个县（区）的党政干部。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1000份，回收有效率100%。其中，县级干部占19.3%，科级干部占53.4%，一般干部占27.3%。通过调查和走访，发现攀枝花市党政干部在新媒体认识与运用上存在以下问题：

（一）对什么是新媒体存在混淆认知。对新媒体构成的认识上，90%的干部认为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等是新媒体，但还有2.7%的干部认为报刊是新媒体，3.9%的干部认为广播电视也是新媒体，3.4%的干部认为户外媒体同样是新媒体。

（二）对新媒体的运用多停留在浅层。针对工作运用方面的调查表明，仅0.5%的干部经常通过新媒体发表与自己工作相关的观点，41.3%的干部偶尔会用新媒体发表与自己工作相关的观点，53.7%的干部从不运用新媒体发表与自己工作相关的观点。在收集舆情信息时，使用网络搜索引擎的占40.1%，通过论坛监测的占31.2%，微博、微信等渠道并没有得到广泛采用。同时，45.8%的干部表示在工作中最喜欢的与新媒体打交道方式是提供新闻稿件。可以看出，党政干部在工作中接触新媒体多是浅层单向互动，运用新媒体的主动性还不够。尤其是在主动回应舆论方面，虽有69.4%的干部愿意与网民交流，却不到万不得已不主动发声。

（三）对待新媒体的态度有偏颇。在对新媒体运用重要性的认识上，调查中，有23.1%的干部对新媒体运用能力是党政干部必备素质持否定态度，28.3%的干部认为只需要掌握一些新媒体沟通技巧，0.5%的干部认为完全不需要掌握；5.9%的干部认为完全没必要与新媒体发生关系，最好能不与之打交道。这表明，部分党政干部对新媒体的重要性把握不足，进而导致在运用技巧上出现能力危机。在新媒体与党和政府的关系方面，21.2%的干部认为是朋友，6.4%的干部认为是对手。认为新媒体是朋友，主要源于新媒体时代政府及其官员越来越需要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动员社会、争取民众，推行公共治理，树立公众形象，实现领导目标。认为新媒体是对手，主要是官员们看到一些新媒体的报道和监督给自身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一些官员还因此受到问责，甚至落马，致使许多党政干部开始防备新媒体、排斥新媒体。在接受新媒体监督方面，只有46.4%的干部完全欢迎新媒体发挥监督作用。在如何看待因新媒体监督而使官员落马或被组织处理的调查中，77.1%的干部认为要认真核实以防造谣，高达92.3%的干部认为要结合实际情况辩证看、不盲从，只有6.2%的干部会完全相信新媒体，这反映出多数党政干部对新媒体的监督态度不是特别积极乐观，新媒体监督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危机。

（四）对新媒体的运用技巧不娴熟。运用新媒体存在哪些困难？高达62.2%的干部认为首先是运用能力欠缺，不知如何运用和如何提高运用技巧。这从近年来攀枝花市发生的重大舆情事件或突发事件中也可以得到佐证。例如2012年的“攀枝花捐款事件”，从5月13日曝出后持续发酵，到5月17日回落，历时5天。面对这起舆情事件，当地相关部门的应对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是反应速度较慢，相关部门对舆情的判断和准备不充分，在舆情出现的前期没有迅速正面回应和有效控制，加剧了网民对事件真实性的质疑，致使舆情迅速扩散。其次是回应方式上避重就轻，对网络上流传的文件仅表示“不清楚”或“系伪造”，只是予以否认，而未给予详细的调查结果。最后是回应口径不统一，相关部门各执一词，回应内容“打架”，不仅无法消除民众的疑惑，而且增加了民众的猜测，以至于此事件在网络上引发持续性舆论。不过，在后来发生的“攀枝花8·29矿难事件”中，相关部门第一时间主动通过各种媒体公开事件真相，在核实的情况下分阶段逐步公布救援和调查的相关进展，打消了民众的疑虑，因而没有引发网络大范围的持续关注。

党政干部新媒体认知和运用状况“不良”之因

（一）舆情事件少发，思想重视不够。多年来，攀枝花市较少发生重大舆情事件，致使不少党政干部还处于传统媒体时代的舆论氛围，思想的警惕性还不够高。多数党政干部认为舆情事件的处理是宣传部门的“责任田”，与自己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