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新旧党政中，苏轼与程颐都是旧党，
电视剧《清平乐》给大家塑造了一个宽仁、和孝、聪明干练、智计百出的圣君明主。可是历史上的宋仁宗却给宋神宗丢了一个积贫积弱的大宋王朝——沉重的岁币负担、“三冗”问题尾大不掉。宋神宗接手大宋之时，大宋王朝经济世界第一，政府却无余钱可用；庞大的官僚机构，却无法政通令达；多达百万的禁军不对，却无一战之力！庞大的国家机器已经行将就木，刚刚继位一年多的宋神宗，就匆匆启动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熙宁二年开始，之后四年时间，先后颁布了八项新法！这样匆忙而又迅猛的变法，引起大量守旧力量的反对。但是新法在宋神宗的坚持下，持续推进。虽然新法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富国强兵，却在大宋王朝内部引起了剧烈的新旧党争！新党以王安石为首，主张变法革新；旧党以司马光为首，由多股势力组成，反对变法！从王安石变法推出开始，新旧党政一直持续到北宋王朝灭亡！
旧党当政
宋神宗去世之后，由年仅九岁的宋哲宗继位，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启用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开始恢复旧法。司马光当政之后，在短短一年的时间中，笼络了以苏轼为首蜀中官员，以程颐为首的洛阳官员和以刘挚﹑梁焘等北方人为首的朔党等三股势力组成了强大的旧党。随后贬黜新党成员，召回旧党骨干，废除新法。然而天命不假，司马光在元祐元年九月初一去世。司马光去世之后，旧党群龙无首。
蜀洛党争的开端
苏程结怨
司马光去世，群臣完成明堂祭拜大典，纷纷结伴，准备前去祭祀司马光。可是此时程颐却出来阻拦大家，引用孔子的话说：“是日哭则不歌”，意思是今天完成了明堂祭拜大典，不能祭祀司马光。一众旧党大臣都感觉这样不近人情。身为性情中人的苏轼更是立即反驳道：“此是枉死市上叔孙通制订的礼﹐而不是孔夫子的礼”由此群臣哗然！加上程颐是由司马光引荐，担任崇政殿说书之职，此时却反对祭祀司马光，因此被群臣嘲笑，苏轼与程颐也因此结怨。
苏程结怨的实质
苏程结怨看似是去不去祭祀司马光的问题，但实质上却是两个人哲学思想的斗争。程颢是继韩愈之后的又一位儒家思想的大成者，程朱理学的开创人物。因此他认为“儒家思想”“礼制”等先贤思想、礼制高于一切，朝堂之上君臣所作所为当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指导依据。因此也就有了上面为了孔子“日哭则不歌”的礼制，阻止众人祭祀司马光。而苏轼在经历过“乌台诗案”与“黄州之贬”后，思想上已经杂糅儒家、道家、佛家三家思想，所追求的是“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对待礼法，已经稍显随性。再加上苏轼本身对程颐思想的看法（苏轼数次说程颐“奸伪”），于是就出现了上面，两位朝中重臣（程颐是帝师，苏轼是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泼妇骂街似的思想辩论！归根结底是两人的争论是哲学思想的争论。
蜀洛党争
苏轼一番说辞可谓是让程颐颜面扫地，于是程颐的弟子朱光庭﹑贾易等所谓洛党，再次拿苏轼策论做文章，说其中“仁祖之忠厚”与“神考之励精”两句时政观点，是苏轼诬蔑宋仁宗赵祯不如汉文帝刘恒﹑宋神宗赵顼不如汉宣帝刘询，应予治罪。蜀人吕陶﹑上官均等所谓蜀党，不肯坐视苏轼所受排击，上章论列朱光庭借机为程颐泄私忿。无所偏袒的范纯仁也觉得朱光庭的奏章太过分，而侧身于朔党的王岩叟则支持程颐。后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苏轼厌倦京城争斗，自请离京，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离开了京城这个是非之地。而程颐因也为苏轼的一番奚落被高太后免去崇政殿说书之职。以刘挚﹑梁焘等北方人为首的朔党成为了这场党争的最大胜利者。
蜀洛党争的实质
蜀洛党争的起点是苏程结怨，但是其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两派的政治观点差异。洛党在教育、农田水利、赋役等方面与王安石等新党保持着一致的看法。强调以思想来改变社会现实。例如程颐曾经说“不欲为闲言语”，“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来表达对现在士大夫喜欢搞文学的不理解，认为他们是在浪费生命。而蜀党对于新法和新法理论则表现出不一样的看法。蜀党言事论理不执于一端，所以他们并不强调某种理念，也不认为某种制度独胜，对待新法的态度也是一样，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固执于某一种思想。这两种政治观点的爆发点就是苏程两人关于祭祀司马光的“日哭则不歌”的礼制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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