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返乡创业在西部已不是新鲜事。“归雁经济”,也体现了故乡党政希望借势沿海的美好心愿。但记者以10年来的观察发现,返乡农民工开办的企业,走沿海产业分拆的路子越来越难,纺织加工、沙发家具等行业甚至日益萎缩。可见,要真正培育“归雁经济”,一定要帮助浅层、原生“归雁经济”克服“先天不足”。 2007年前后,记者注意到,在四川重庆交界处的邻水县丰禾镇,短时间内出现大量小型棉纺企业,老板多是从沿海归来的农民工。当时沿海地区企业人力成本正逐步抬升,大老板干脆让工人回家开厂,把原料通过物流送到四川,用西部低廉的用工成本来抵消物流成本,形成“沿海接单、四川制造”的来料加工模式。 彼时记者看到一派生机勃勃景象,招工广告贴满大街小巷。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城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德忠教授和记者一起对这个镇进行长期观察。令人遗憾的是,10年过去,这个镇始终未能实现进一步发展。 今年春节,在重庆万州等地,王德忠教授走访了大量返乡老板。他们大多在沿海做海绵、家具产业,不少已迁回万州。王德忠说:“迁回来才发现‘水土不服’。沿海可以每月一结算,而万州要晚两三个月结算,垫资压力很大。市场容量又小,塘小鱼多长不大。企业多是小电子、小制造,内容雷同，用工成本也在快速增加。” 流动性匮乏、市场饱和,这种来自于沿海产业分拆的原生“归雁经济”已经显露出先天的短板。即使像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也曾乐观地提出成都工厂要吸纳数万劳动力,而到最近几年,实际吸纳劳动力只在数千人左右。 究其根本,是因为这种简单分拆缺乏经济运行的独立性,没有摆脱内地对沿海经济的依附,经济大结构没有产生创新效应,受制于工艺、技能单一,供给侧很难及时响应市场需求。尤其重要的是,这种机械照搬业态的浅层、原生“归雁经济”,很难参与“一带一路”为西部带来的内陆开放投资机遇。 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现实是,一些农民工对技能、经营知识掌握程度不高,有的甚至是因为年老不得不返乡,带回的产能并不全是先进产能。内地的经济体量又比不上沿海,返乡创办的企业抗风险能力更为脆弱。一位县委书记曾私下对记者说,一些西部地区引进的多是东部即将淘汰的落后产业。一般3到5年后,减2免3的税收优惠一结束,正需要它们为地方经济作贡献时,它们却寿命到期垮掉了。 令人振奋的是,最近,西部已经自发出现了一种“新归雁经济”,即“归雁资本”:一些在沿海发展的企业家有返乡意愿,看到了西部投资的重大机遇,于是他们尝试跳出旧有思维,不再局限于一城一镇的乡土情结,也不再局限于自身从事业态,而是以资本聚集的方式回到西部,并不断开拓新的领域。 张牧笛是四川达州市开江县的农民企业家,多年来在广州从事纺织服装的生产、出口。2016年,他乘坐动车来回在西南多地寻找投资机会,每个月行程在成都、达州、广州、贵州各占四分之一。张牧笛说,他们有很多位小老板,每人出数万元或数十万元,以股份方式联合起上亿元资金,在西部寻求合适的PPP项目进行投资。目前,他已在遵义进入了一个新兴产业园区项目。 从体量来看,东部云集着巨额的民间资本,西部具有巨大的投资容量,客观上形成了东西部投资与项目的优势互补,具有资本流动的天然动力。 西部的未来,在于城镇化。只有通过培育形成西部自己的经济体,才能聚集造血功能。从项目选择来看,“归雁资本”喜好医院、高铁等基础设施的投资运营,要素优先向具备城市化基础的地方倾斜,有可能会带来二、三线城市服务功能的快速成型。在此意义上来说,“归雁资本”有助于东西部的协同发展,有助于做好产业转移中落后产能的自发淘汰,有助于促进中国这个大经济体实现经济平衡。 随着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回落,东部资本保值压力增大,“归雁资本”势必成为一段时期“归雁经济”的一大表现。面对可以预见的“归雁资本”大潮,西部各地政府应结合本地经济实际,以有效规划,做好迎接准备。实现政府、市场协调发力,是充分发挥“归雁资本”的关键环节。一定要让政府的手最大限度地发挥引导作用,才能力避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和无序建设,才能克服浅层、原生“归雁经济”的先天不足,让回到故乡的“鸿雁”们,再一次在经济的天空翱翔。 农民工返乡创业在西部已不是新鲜事。“归雁经济”,也体现了故乡党政希望借势沿海的美好心愿。但记者以10年来的观察发现,返乡农民工开办的企业,走沿海产业分拆的路子越来越难,纺织加工、沙发家具等行业甚至日益萎缩。可见,要真正培育“归雁经济”,一定要帮助浅层、原生“归雁经济”克服“先天不足”。 2007年前后,记者注意到,在四川重庆交界处的邻水县丰禾镇,短时间内出现大量小型棉纺企业,老板多是从沿海归来的农民工。当时沿海地区企业人力成本正逐步抬升,大老板干脆让工人回家开厂,把原料通过物流送到四川,用西部低廉的用工成本来抵消物流成本,形成“沿海接单、四川制造”的来料加工模式。 彼时记者看到一派生机勃勃景象,招工广告贴满大街小巷。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城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德忠教授和记者一起对这个镇进行长期观察。令人遗憾的是,10年过去,这个镇始终未能实现进一步发展。 今年春节,在重庆万州等地,王德忠教授走访了大量返乡老板。他们大多在沿海做海绵、家具产业,不少已迁回万州。王德忠说:“迁回来才发现‘水土不服’。沿海可以每月一结算,而万州要晚两三个月结算,垫资压力很大。市场容量又小,塘小鱼多长不大。企业多是小电子、小制造,内容雷同，用工成本也在快速增加。” 流动性匮乏、市场饱和,这种来自于沿海产业分拆的原生“归雁经济”已经显露出先天的短板。即使像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也曾乐观地提出成都工厂要吸纳数万劳动力,而到最近几年,实际吸纳劳动力只在数千人左右。 究其根本,是因为这种简单分拆缺乏经济运行的独立性,没有摆脱内地对沿海经济的依附,经济大结构没有产生创新效应,受制于工艺、技能单一,供给侧很难及时响应市场需求。尤其重要的是,这种机械照搬业态的浅层、原生“归雁经济”,很难参与“一带一路”为西部带来的内陆开放投资机遇。 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现实是,一些农民工对技能、经营知识掌握程度不高,有的甚至是因为年老不得不返乡,带回的产能并不全是先进产能。内地的经济体量又比不上沿海,返乡创办的企业抗风险能力更为脆弱。一位县委书记曾私下对记者说,一些西部地区引进的多是东部即将淘汰的落后产业。一般3到5年后,减2免3的税收优惠一结束,正需要它们为地方经济作贡献时,它们却寿命到期垮掉了。 令人振奋的是,最近,西部已经自发出现了一种“新归雁经济”,即“归雁资本”:一些在沿海发展的企业家有返乡意愿,看到了西部投资的重大机遇,于是他们尝试跳出旧有思维,不再局限于一城一镇的乡土情结,也不再局限于自身从事业态,而是以资本聚集的方式回到西部,并不断开拓新的领域。 张牧笛是四川达州市开江县的农民企业家,多年来在广州从事纺织服装的生产、出口。2016年,他乘坐动车来回在西南多地寻找投资机会,每个月行程在成都、达州、广州、贵州各占四分之一。张牧笛说,他们有很多位小老板,每人出数万元或数十万元,以股份方式联合起上亿元资金,在西部寻求合适的PPP项目进行投资。目前,他已在遵义进入了一个新兴产业园区项目。 从体量来看,东部云集着巨额的民间资本,西部具有巨大的投资容量,客观上形成了东西部投资与项目的优势互补,具有资本流动的天然动力。 西部的未来,在于城镇化。只有通过培育形成西部自己的经济体,才能聚集造血功能。从项目选择来看,“归雁资本”喜好医院、高铁等基础设施的投资运营,要素优先向具备城市化基础的地方倾斜,有可能会带来二、三线城市服务功能的快速成型。在此意义上来说,“归雁资本”有助于东西部的协同发展,有助于做好产业转移中落后产能的自发淘汰,有助于促进中国这个大经济体实现经济平衡。 随着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回落,东部资本保值压力增大,“归雁资本”势必成为一段时期“归雁经济”的一大表现。面对可以预见的“归雁资本”大潮,西部各地政府应结合本地经济实际,以有效规划,做好迎接准备。实现政府、市场协调发力,是充分发挥“归雁资本”的关键环节。一定要让政府的手最大限度地发挥引导作用,才能力避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和无序建设,才能克服浅层、原生“归雁经济”的先天不足,让回到故乡的“鸿雁”们,再一次在经济的天空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