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减轻基层负担，让基层把更多时间用在抓工作落实上来”。在总书记的号召下，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将2019年确定为“基层减负年”。基层减负，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心系基层、关爱干部的深厚情怀，确定了为基层松绑减负、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的实干导向。然而，随着减负工作的深入，一些干部将“减负”甚至“无负”当成了工作的“必然”状态，工作上稍有一些规矩约束与限制，他们就会表现出难以适应。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源于这些干部对工作规矩与限制的误解，未能了解规矩与限制设置的原因与益处。

规范与限制干部岗位工作源于对权力惯性的约束和对干部的保护

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设置中，各级政府属于执法机构，其工作职责便是执行、落实各类法律法规，他们执法所依赖的便是国家所赋予的合法岗位权力。拥有岗位权力是干部完成岗位工作，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客观物质基础，然而权力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个双刃剑，用好了能够为人民群众造福无穷，而任其自由发展则会严重侵害群众利益。

要利用好岗位权力为人民群众服务，就要把握权力的性质与规律。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的本质“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的行为之上的能力”，马里顿进一步确认了这种本质的存在，“（权力）是一种支配力量，支配的主体拥有这一力量去强迫被支配的客体服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导师则从以人民为中心的“亲民”视角对权力的本质进行了揭示，他们屡次强调要提防掌握岗位权力的“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来控制、支配人民群众，甚至作威作福。权力的这种支配与控制属性衍生出了权力的惯性规律，即掌握权力的人企图永远掌握权力，并企图将自身的权力作用范围、作用对象向外无限延展。针对这种惯性规律，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直观地告诉我们，如果政府中不设置各类规矩，不设置各类限制，干部就会将自身的岗位权力无限延伸、无限扩展，最终侵害，甚至严重侵害群众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对权力运行规律的副作用一直非常警惕，他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总书记所强调的“不舒服”，实际上就是对权力副作用的限制，以防止因干部的岗位权力滥用而伤害群众利益。一旦干部的岗位权力受到规矩的限制，它的正能量就能够更好地发挥，它就能够更好地为人民谋福利。

对干部工作进行限制，以规矩来约束干部岗位权力实际上也有着“厚爱”干部的功能，通过看似“严管”的限制措施，有效保护了干部的职业安全。权力的无限延伸与滥用是一种客观规律，它与权力拥有者的个人道德水准高低并无必然联系，若不对权力的无限延展性进行约束，拥有权力的干部就会被权力牵着鼻子走，甚至被带入万丈深渊，我国在此方面曾经有过惨痛的教训。由于对一把手领导干部权力延展性的限制不足，使得一批像刘青山、张子善等本来非常优秀的干部最终走上了违反乱纪的道路，对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正是从限制权力滥用、保护干部的视角出发，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干部要充分认识到当前中央推动的各类工作中的“限制”，实际上是为了保证他们能够将岗位权力精确有效地运用到为人民服务工作上，杜绝岗位权力在惯性下向不应该涉足的领域蔓延，以至于触犯党纪国法，毁掉自己的人生。

对干部岗位工作进行“限制”可取得多方面的成效

从规律性而言，对干部工作进行限制源于规制权力惯性的需要，但干部在日常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活动中却往往难以发现这种限制的好处，以至于常常陷于“规矩约束越来越多”“顾忌越来越多”的抱怨中，似乎对干部工作的限制本身是一件“十恶不赦”的事情。这其实正好误解了“限制”的初衷，把这项干部、群众双赢的工作误解成了给干部“戴上镣铐”的事项。为了廓清这个问题，笔者专门收集了在我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甚至引起了巨大轰动的三个省（市）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政策案例来探究、展示对干部工作进行限制的各类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