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这一新发展格局应坚持怎样的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或者说战略支撑在于创新，创新驱动和引领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动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方式和路径，重要的在于必须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同时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怎样统一战略基点与战略方向，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有机统一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进程中，是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统一战略基点和战略方向的根本在于供求适配

（一）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

新发展格局之所以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首先是适应国内外经济条件变化的客观要求。就国际经济而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低迷，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2020年全球进入严重经济衰退，预计会出现4%～5%的负增长。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面对的全球经济市场需求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发展条件难以持续。就国内经济而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一系列经济条件发生根本变化，需求端的内需不足、产能过剩替代以往的需求膨胀、经济短缺成为常态，供给侧的要素成本大幅上升替代以往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因此以要素投入量扩大为主拉动经济规模高速扩张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6月版，第74—79页）。这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演变，使得我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初级产品，然后利用国内制造生产成本低廉优势加工，向发达国家出口最终工业消费品，再由发达国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产品，加强国内制造生产能力，形成“世界工厂”的“双环流”格局必须改变，调整为以扩大内需为立足点。

其次，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我国具备相应的经济条件。一方面，大国经济的发展正常条件下应大都属于“基本内向型”，即投入和产出的绝大部分（比如各80%以上）依靠本国市场实现周转及循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一段时期，我们抓住了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和国内低成本竞争发展阶段性优势交汇的机遇，推动出口需求高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突出，经济增长率超过10%的年份，相对应的出口需求增长大都在20%以上。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净出口占我国GDP比重近10%。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我国经济发展尽管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具体内涵和实现条件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需要重塑新竞争优势，回归大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常态。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经过几十年高速增长，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规模都已发生显著变化，GDP总量预计突破100万亿元（2020年），占世界的比重从1978年的1.8%上升至2020年的17%以上。GDP年增长量近年来占全球GDP年增加值30%以上。仅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就达55万亿元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1万亿元以上，成为工业制造业产值规模最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最大的单一国内市场经济体。同时尽管我国经济迅速增长，但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在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成长期，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仍处于持续强劲扩张期。这些条件使得我们能够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

（二）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

新发展格局之所以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国民经济循环或生产及再生产可以从供给或需求两个方面进行核算及调控，具体从哪个方面入手则需视经济运行失衡的主要矛盾变化而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6月版，第99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矛盾长期集中于需求端，或需求膨胀（1978—1998），或需求疲软（1998—2010）。因此宏观调控集中体现为以需求管理为主，或长期紧缩需求以遏制通货膨胀，或扩大内需以缓解经济下行。进入新常态以来，潜在的成本推动的通胀和需求疲软形成的“下行”并存，需求管理面临严重局限，既不能全面紧缩需求（不利于遏制“下行”），也不能全面扩张（不利于遏制“通胀”），只能把调控重点由需求端转移到供给侧，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为提升经济抗危机能力，各国普遍的共识是加强供给侧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壮大实体经济，创新驱动，重新改造制造业，升级产业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成为重中之重。“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6月版，第101—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