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各级党政干部写作古体诗词蔚然成风，从向高校老师讨教古典诗词格律知识，到逢年过节“感怀”一首而又通过手机群发致意于同僚，进而相互唱和相互切磋，更有研讨的盛举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由于职业的原因，我常常读到一些党政干部写的古体诗词，也间或会去参加一些为这些诗词举办的研讨会。常常是这样的情形：研讨会上，许多人表面恭维，私下里却又不以为然——讥之以水平不高，附庸风雅。还有些学界同行认为，古典诗词，乃过去时代之文化产物，放之于今天，以古典诗词的写作水平，标示自己文化修养之高深，实一倒退现象。

我不这样看。我承认，目下党政干部的古体诗词写作，距离古典诗词的水准，相距甚远——虽然他们试图以古典诗词的标准来写作。因之，我将他们的这种写作称之为古体诗词写作。我觉得，党政干部，或曰“官员”的古体诗词写作，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精神现象、文学现象，实在是值得我们给以相当的重视，而现在，忽视有余重视不足，回避有余，研究不足。

中国传统社会的文人、官员、诗歌这三者间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旧时文人，其最大理想是做帝王师，是封侯拜相，顶不济也要去做一做官员的幕僚门客，所谓学而优则仕是也。所谓“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是也。而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员也大多是从文人士子中产生，即使不是官员的文人士子，也是官员的一支后备队伍。其心态，其所抒之情所言之志，也俨然以官员自居，俨然与官员无异。诗歌呢？则由于传统中国是一个强调人际关系的以社会伦理为价值本位的国度，所以无论是文人士子还是各级官员，虽然多不重视也不擅长自然科学各科，却都极为看重诗歌的抒情言志功能且都擅长写作诗文辞赋。即以官员而论吧，历代都不乏既是官员又是杰出诗人者，如屈原、杜甫、白居易、王安石、苏轼、柳宗元、刘禹锡、欧阳修、范仲淹等等，这是一串长得不能再长的名单，也因之造就了中国传统社会官员诗歌写作的辉煌。

中国现代社会的官员、知识分子、诗歌三者之间的关系，较之前述，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

由于官员投身于社会政治的中心，对时代、社会的矛盾往往有着比常人更深刻更阔大的感受与体悟；由于官员“当差不由人”服从社会现实法则服从政治规则与人之天性的自由奔放的矛盾，社会与个体的冲突，在他们身上较之常人也往往体现得更为集中、突出、明显。因之，官员的诗作有着一种特殊的带有某种典型性的文化含量、精神含量、情感含量。这是古今官员诗歌写作相同的一面。

中国现代社会的官员是在现代教育中，汲取着与现代知识分子大致相同的文化乳汁成长起来的，这构成了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但随着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独立意识的觉醒，独立角色的形成，现代社会中的官员与知识分子，无论其角色意识还是其心态结构，就有所不同。要而言之，官员更看重价值的现实可行性，知识分子则更侧重价值的纯粹性。这样的角色意识、心态结构，表现在其各自诗作中，也就有所不同。当李白高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时，他并不明白“官员”的实质是什么，所以，他为“入局”而亢奋，又极快地“出了局”，接着就是因为“出局”而带来的“行路难”的感叹，“但愿长醉不复醒”的愤激。反观他的“入局出局”，你不能不感到他的大笑之声的幼稚，虽然在表面上很豪放。你也不能不感到他的感叹与愤激的苍白，虽然在表面上很动听。现代社会的官员则要“成熟”得多，他们已经洞察到了其中的区别与复杂，因此也就有了更清醒的承担沉重的勇气，由此也就有了当今官员诗作的不同于纯粹诗人的更为独立的意义。

现代“官员”古体诗词写作的意义，不仅仅存在于其文本所体现的情感形态、价值形态的独特性上，也体现于其写作行为所带来的社会意义上。这一层意义要而言之有二：

其一，无论现代“官员”在写作古体诗词的过程中，如何为自己的政治身份所限而考虑到现实空间的对其个人思想、情感的容纳度，诗词写作毕竟更多了一层私人性，毕竟更多的是一种私人性行为，因之，现代“官员”在自己的古体诗词写作中，可以较多地流露其自身的私人性情感、私人性认识。这样的一种私人性情感、认识的自由度，是中国健全政治文化生态的标尺之一，也是健全中国政治文化生态的自发性的不自觉的群体性努力之一。